1972年才追平1932年：托马斯·索维尔拆解女性职业曲线背后的真实因果

在1930年代，美国女性在研究生学位和专业领域的比例，其实处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1950年代，这个比例没有继续涨，反而一路往下掉，砸出了一个历史低谷。 这难道是因为五十年代的社会突然变得更歧视女性了？

翻看人口数据就明白了。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迎来了婴儿潮。 那一代人普遍选择早婚、早育。 结婚年龄不断往前移，生孩子的年龄也提前了。 一个二十岁出头就结婚生子、全职打理家庭的人，客观上很难同时泡在实验室读博士，或者在事务所每周高强度加班。 学位和岗位占比的低谷，就是这么来的。

转折出现在什么时候？ 1956年前后，美国女性的初婚年龄开始回升。 1957年，生育年龄也开始延后，生育率随后往下走。 请注意这两个年份。 那时候，六十年代的街头运动还没影子，各类反歧视立法也完全没有落地。 但随着结婚变晚、孩子变少，女性在高等教育和专业岗位上的比例，已经开始掉头向上了。 等到1972年，一些专业领域的女性比例，才好不容易爬回1932年的水平。

现代女权运动在宣传这段历程时，采用了一个极其实用的办法。 她们直接把坐标轴的起点，卡在1960年。 就好像1960年以前的人类历史根本不存在。 从谷底开始画曲线，随后几十年的每一次增长，就顺理成章被包装成了运动和法案的独家战果。 之前几十年因为早婚早育付出的取舍，以及人口趋势的自然逆转，全被一笔勾销。

索维尔看问题，习惯跳过口号，去盯激励、取舍与无意后果。 决定一个人职业路径的，往往是他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具体选择，以及在职场连续投入的时间。 把人口结构和个人选择带来的变化，全部记在政治运动的功劳簿上，连历史的开头都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