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原文
如果答案是基本没有，而直到2026年量刑阶段才系统提出，那对26-1853会产生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第一是原审错误本身。如果检方在trial中把一个没有充分证据基础的“thousands of victims”当作总体事实反复告诉陪审团，辩方可以研究这是否属于不当argument、证据不足或造成unfair prejudice。但如果当时没有object，上诉审查标准很可能会变成更苛刻的 plain error，而不是普通preserved error。 第二是ineffective assistance / failure to challenge。但这个通常更复杂。Second Circuit往往不喜欢在direct appeal上处理需要庭外事实发展的IAC问题，因为要知道trial counsel为什么没挑战、是不是策略选择，通常更适合§2255记录发展。因此26-1853律师可能不会把它简单写成“trial counsel失职”，而会先攻击政府叙事本身和现有record能证明的问题。 还有一点很关键：政府自己在2025年的文件里说，因为“thousands of victims”，逐人做restitution accounting会非常困难，需要核实每个人投入多少、退了多少、SEC拿回多少、其他渠道又拿回多少。 这其实暴露了一个非常值得问的逻辑： 如果政府后来自己承认，要确认每一个人的实际损失需要逐人核实，那它在trial时把“thousands of victims”作为一个已经确定的总体事实告诉陪审团时，那个数字究竟经过了什么程度的验证？ 这个问题很锋利。 再结合5739，现在更明显：Luc自己承认bankruptcy claims pool里有完全不同类型的债权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criminal-victim名单。 5739.pdf 所以我现在会把这条线定义成： 不是简单证明“没有几千受害者”，而是研究检方是否在陪审团阶段把“潜在投资者/客户/claimants”提前包装成已经法律确认的“victims”，而这一总体叙事直到定罪后才遭到系统性挑战。 如果真是这样，对陪审团的影响确实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陪审员在听具体证人之前，就已经被给了一个宏观框架： “不是几个交易出了问题，而是一个骗了几千人的十亿美元诈骗体系。” 之后每一个具体证人、每一笔转账，都会被放进这个框架理解。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凭印象说“trial counsel没打”。我建议下一步把整个trial transcript里所有出现 thousands, victims, thousands of victims, hundreds of victims 的地方全部拉出来，然后做一张表： 谁说的 → 当时jury在不在 → 辩方有没有object → Torres怎么裁 → 有没有证据支持 → closing里又说了几次。 这个做完以后，我们才能非常确定地说：“thousands of victims”到底是检方在trial中反复塑造的核心叙事，还是主要存在于indictment和sentencing阶段。 这一步我认为现在非常值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