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亲手做过1200次堕胎手术的医生，算了一笔账。 Anthony Levatino，前堕胎医生。 在孕早期和孕中期，他…

一个亲手做过1200次堕胎手术的医生，算了一笔账。

Anthony Levatino，前堕胎医生。 在孕早期和孕中期，他一共执行过1200次堕胎手术。

在主流媒体和政客的叙事里，堕胎权必须被绝对保护，最硬的理由往往是那些极端悲剧：强奸、乱伦、严重的胎儿遗传缺陷。 仿佛每一次堕胎，都是在挽救一个处于绝境中的女性。

但在他亲身经历的1200个案例里，真实的数据是这样的： 因为强奸堕胎的：1例。 因为乱伦堕胎的：2例。 因为唐氏综合征等遗传缺陷堕胎的：9到10例。

那剩下的1180多例是什么？ Levatino说：其余所有的案例，都是健康的母亲，和健康的婴儿。

这就是文化战争里最荒诞的叙事操纵。 那些被无限放大的极端悲剧，在现实中只占了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却被进步主义政客和相关利益集团拿来当成最坚固的挡箭牌，去合理化那些对健康生命的大规模终止。

他们用极少数人的痛苦，包装出了一整套产业化的叙事墙。

Levatino在视频里说：“我杀死了1200个孩子，哪怕只弥补其中一个，我都做不到，所以现在我竭尽所能去挽救生命。”

人们往往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但当剥开政治包装，赤裸裸的数字就摆在面前：这是一场被谎言掩盖的工业化生命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