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进行了一项极具雄心的长期研究。 目标很崇高：拯救那些出身底层、有反社会和犯罪苗头的“坏孩子”…

193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进行了一项极具雄心的长期研究。 目标很崇高：拯救那些出身底层、有反社会和犯罪苗头的“坏孩子”。

研究人员设计了极其周密的方案，把孩子们随机分成两组。 一组放任自流，另一组进行全方位的“善意干预”。 教他们读书，教他们社交技巧，甚至还教他们的父母如何当合格的爸妈。 每年夏天，还专门把他们从脏乱差的城市里接出来，送去风景优美的夏令营过两个星期。 当时，孩子们玩得很开心，辅导员也觉得功德无量。

然而，当几十年后研究最终解盲、分析数据时，所有人都傻眼了。 那些接受了“善意干预”的孩子，混得远比没受干预的对照组要惨得多。 他们更容易酗酒、更容易犯罪，甚至患上精神分裂症等重病的比例也更高。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研究人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高风险个体集中到了一起。 在夏令营里，这些本就有反社会倾向的孩子，聚在一起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感化彼此。 而是互相交流犯罪经验。 他们开始“同伴学习”，甚至在谁更坏、谁更有攻击性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初衷高尚的社会治理，往往以灾难收场。 制度的善意，如果不懂“群体动力学”，就会变成最危险的负向激励。 这也是为什么把罪犯集中关押的监狱，往往成了“犯罪大学”。 把反社会人格的人聚在一起做团体治疗，治不好他们，反而让他们学会了更高级的伪装。 他们把身边善意、同情他们的人，当成了可以收割的资源。

最可怕的社会灾难，往往是由那些完全不了解人性的“善良人”，闭门造车设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