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原文
总体来看，这份申请中确实包含若干具有法律意义的问题，但它的几个核心理论存在明显的法律夸张，或者使用了不恰当的程序路径。 其中最有潜力的问题，是法院如何处理依据 21 U.S.C. § 853(n) 提出的第三方财产权利申请。最弱的部分，则是基于王雁平（Yvette Wang）的中共党员身份提出的“毒树之果”理论，以及依据参议院第444号决议主张地区法院无权继续审理的论点。 整份申请最大的问题，不一定在于某些事实指控是否可能真实，而在于：这位第三方申请人本人，是否拥有通过 mandamus（强制令）获得如此广泛救济的明确法律权利。 1. 最先遇到的问题：mandamus的高门槛 这大概是整份申请最主要的法律弱点。 根据 Cheney v. U.S. District Court，申请mandamus通常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没有其他充分的救济手段； 对所请求的救济拥有清楚且无可争议的权利（clear and indisputable right）； 在整体情形下，发布强制令是适当的。 Mandamus并不是普通上诉程序的替代工具。 这份申请主张，因为地区法院“封锁案卷”并拒绝裁决第三方申请，所以mandamus是“唯一可用的机制”。 对于财产权利争议，国会本身已经规定了一个程序，即 § 853(n)。不是刑事被告的人，如果主张对被没收财产拥有法律利益，可以申请附带程序（ancillary proceeding），并由法院审查其财产权利。 因此第二巡回法院很可能先问： 为什么§ 853(n)程序，以及对§ 853(n)裁决结果的上诉，不构成充分的其他救济途径？ 如果申请人的真正问题只是：地区法院根本没有接受或处理一份有效的§ 853(n)申请，那么可能存在一个更加狭义的mandamus问题。 但那种情况下，更合理的救济应该类似于： “命令地区法院接收并依法裁决§ 853(n)申请。” 而不是： “撤销郭文贵的刑事定罪，并驳回整个刑事案件。” 另一个严重障碍是，美国法院的一般standing原则要求诉讼人通常只能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能主张别人的法律权利。 这份申请的大量内容实际上是在主张： 郭文贵的第五修正案权利； 郭文贵的Rule 32权利； 郭文贵的量刑权利。 而不是申请人本人的权利。 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2. Rule 32与所谓不可靠的“受害者名单” 这个论点包含一个真实存在的法律原则，但申请把它扩大了。 申请认为，地区法院使用一份存在争议的225人受害者名单，却没有举行“强制性对抗性审查”或者证据听证，因此违反了 Rule 32(i)(3)(B)。申请还主张，一些中国投资者遭到审讯或胁迫，因此这份名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Rule 32真正要求的是：对于量刑报告或者其他量刑事项中存在争议的事实，法院必须： 对争议作出裁决；或者 明确认定该争议不会影响量刑，因此无需裁决。 但是Rule 32(i)(2)使用的是“法院可以允许当事人提供证据”。 换句话说，Rule 32并没有规定： 只要有人对量刑信息提出异议，法院就必须举行正式证据听证会。 因此下面两个命题完全不同： 合理的法律命题： 如果一项重要量刑事实被正式争议，法院不能仅依靠没有充分依据的指控，同时完全无视有实质内容的反证。 明显更弱的命题： 只要受害者信息受到质疑，Rule 32就要求法院对每一位受害者举行完整的对抗性证据听证。 这份申请基本上主张的是第二种。Rule 32本身并不支持这么广泛的结论。 此外还有standing问题。Rule 32主要赋予程序权利的是： 被告； 辩护律师； 政府； 某些依法认定的受害者。 一个自称“非受害者的第三方投资人”一般不能代替被告主张Rule 32权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事实指控完全无关。如果确实存在可靠证据证明，虚假的受害者信息实质影响了损失金额或者量刑结果，那么被告本人可能拥有严肃的量刑争议。 但这和“第三方申请人拥有明确、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第二巡回通过mandamus撤销量刑”是两回事。 评价：基础法律问题有一定合理性；目前的mandamus理论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