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与三十五万亿国债：科学救市如何拆掉了财政开支的刹车片？

在凯恩斯出现之前，各国政府管账有一条雷打不动的道德铁律。 量入为出，预算必须平衡。 政府要是借债度日，在所有人眼里，纯粹就是败家子行为。 想多花钱？ 可以，你先去向选民加税。 加税会立刻激怒纳税人，政客手里的选票当场就得缩水。 这根看得见的缰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死死勒住了掌权者的手。 借钱花是不道德的，透支未来是要被指着鼻子骂的。

直到 1936 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端出了一套新学说。 当时大萧条把全世界折腾得够呛，民间不敢花钱，企业不敢投资。 凯恩斯说，大家都不花钱，经济机器就彻底卡死了。 那怎么办？ 政府必须带头借钱，扩大财政开支，往干涸的水泵里倒引水。 等把市场上的购买力硬灌进去、经济机器重新转起来，政府再收手。 在凯恩斯的理论图纸上，这套逻辑设计得很对称。 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带头借债搞刺激。 等经济繁荣了，政府再削减开支、攒下结余去还债。

听上去天衣无缝对吧？ 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了里面的死穴。 后来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布坎南，在《赤字中的民主》里也讲透了同一个机制。 在现实的选举政治里，政客最渴望干的一件事，从古到今就只有花钱。 多花钱，可以在自己的选区修路、建桥、立项、发各种名目的补贴。 每一笔划出去的财政支出，换来的都是实打实的支持率和选票。 加税呢？ 加税会直接丢掉选票。

在过去，政客也想借钱花，但头上扣着预算平衡这道道德枷锁。 谁要是敢借大钱花，自己心里清楚这是在透支，选民也知道他们在败家。 结果凯恩斯主义来了。 它带着剑桥大学最体面的学术光环，给政客们送上了一套无可挑剔的科学解释。 这套理论告诉掌权者： 借债花钱不再是败家，这是拯救宏观经济的科学责任。 账面上拉出的一串串赤字，都是在给市场注入宝贵的流动性。 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里写道：天底下突然掉下来一套顶尖学术理论，刚好证明了政客一直以来最想干的事是崇高且正当的。 政府开支从此爆炸式膨胀，一点都不奇怪。

国会和政府几乎立刻采纳了这套理论。 但他们只执行了前半句。 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大家迅速通过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的刺激法案，发钱立项皆大欢喜。 等经济恢复了、甚至繁荣过热了，该削减开支、结余还债的时候呢？ 根本没人提还债了。 税收涨了，正好可以立更多的新项目、雇更多的人、花更多的钱。 萧条的时候要借债救市，繁荣的时候要借债发展。 预算平衡这块刹车片被彻底拆掉了，油门直接踩到了底。

看一组真实的数字。 1930 年美国联邦总债务大约只有 160 亿美元，占 GDP 不到 16%。 到 1980 年弗里德曼拍《自由选择》的时候，国债冲到了将近 1 万亿美元。 今天呢？ 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突破了 35 万亿美元，超过 GDP 的 120%。 光是一年要付的国债利息就超过 1 万亿美元，比美军整整一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多。

白宫和国会的决策者不知道收支失衡吗？ 他们比谁都清楚。 但在现实政治的激励结构里，借债把花钱的所有政治好处全留给了当下的政客，把买单的所有代价全推给了没有投票权的下一代。 只要发债的窗口开着，谁去削减开支，谁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出局。 当预算平衡的硬约束被彻底打破，国会山每隔几个月吵闹一次的债务上限，就只剩下一场不断把数字往上挪的政治默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