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原文
而这个CFU investigation，政府自己注明： 就是后来导致23-cr-118 charges的调查。 甚至第二周，TIN那边收到一篇关于郭的文章以后，又把它转给了正在做当前Guo案的CFU AUSA。 所以政府虽然在法律上坚持： CFU investigation “arose independently” and was “conducted independently” 但同一份文件自己又证明： TIN和CFU至少彼此知道、发生过信息转发，而且Bove本人同时知道两条调查。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26-1853律师检查的问题： “Independent”到底只是指立案predicate独立，还是连证据、人员、情报、搜查所得、线索来源都真正隔离？ 这两者不是一回事。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不寻常的事实： 政府在ECF 120里明确说，Bove作为TIN主管，掌握或可以接触与郭调查有关的classified information；由于调查某些方面敏感，AUSA给Bove的更新甚至“often oral”。 换句话说，公开docket根本不可能完整告诉我们TIN到底在调查什么。 所以现在可以画出一条相当扎实的结构： 2018–2019：郭持续向FBI Agent-1提供信息 ↓ 关于这段关系存在 Classified Supplement Part I ↓ 2019年9月：TIN开始调查郭 ↓ 2019年10月：FBI搜走100多件电子设备/文件 ↓ TIN调查本身涉及classified information，部分更新甚至口头进行 ↓ 2020年：CFU另开诈骗/crypto调查 ↓ TIN知道CFU调查，信息至少发生过部分横向传递 ↓ 关于TIN与CFU之间的重要关联还有 Classified Supplement Part II ↓ CFU最终形成23-cr-118。 这条链已经不属于“阴谋猜测”，除了两个classified supplement的具体内容未知以外，其余节点都是政府自己写进ECF 120的。 还有一个小细节，非常值得重视： 政府指出，王雁平的一部手机显示，她在2023年2月16日——被捕前约一个月——搜索过FBI Agent-1。 为什么她在2023年还要搜索一个2018–2019年郭长期接触的FBI特工？ 目前不知道。 但这说明FBI Agent-1在郭周围人的认知里，到2023年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消失的历史人物。 我现在觉得，真正可能藏“硬秘密”的优先级应该重新排： 第一名：ECF 120 Classified Supplement Part II。 因为它直接解释TIN与后来本案之间未公开的关系。 第二名：Classified Supplement Part I。 它告诉法院郭和FBI Agent-1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三名：ECF 216被删掉的那句话。 它很可能是郭方对Part I内容或同一事实背景的一种概括。Torres公开命令确认郭认为政府公开披露没有揭示某个更重要事实，但那句话被全部遮掉。 第四名：2024 Witness-2 CIPA ECF 354–356。 现在真正让我警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