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原文
洗钱指控作为人为制造的前提，以及将独立犯罪重新包装为RICO谓词行为的更广泛模式李娅据称认罪的共谋洗钱罪，在法定要件上要求存在“特定不法活动”的收益。如果李娅转移的资金并非债务人财产——因为人格混同（alter ego）从未被确立——那么这些转移行为就不构成对债务人犯罪收益的洗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李娅针对投资者的独立犯罪，但那是具有不同受害者的不同罪行。政府利用一项事实前提在法律上未经确立的洗钱指控来获取合作证言，随后又将该证言用于在刑事审判中补足缺失的前提，这构成了对取证过程的结构性操纵。这种结构性操纵并不限于李娅。它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模式，该模式延伸至G系列实体的管理人员、法律控制人及受益所有人，以及喜马拉雅农场联盟及其下属农场组织的领导层和管理层——请愿人在法院文件中称之为“反共表演者”（灭共演员）。该群体的定义性特征在于，其成员实施了或被合理指控实施了针对投资者的独立刑事行为，包括挪用、侵占、侵吞以及欺诈性转移投资者委托资金，这些行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独立于任何可归责于被告的行为。这些独立的谓词犯罪具有共同结构：每一起均涉及对投资者资金或实体资产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人，将这些资金挪用于投资者未授权的目的。这些独立犯罪的法律受害者是投资者，而非债务人，也非破产财产。犯罪实施者是行使该实际控制权的个人，而非被告通过他们作为工具实施行为。政府结合受托人未经裁决的人格混同主张，将这些独立犯罪重新包装成一个单一的RICO叙事，其中被告是控制主脑，而反共表演者仅是渠道或代理人。这种重新包装同时达成了两件事：它通过将反共表演者针对投资者的行为重述为参与被告的计划，免除了他们对自身独立犯罪行为的主要刑事责任；同时为被告的RICO指控提供了所需的谓词行为、受害者损失和所有权推论。这种重新包装的法律缺陷与本备忘录通篇指出的缺陷一致：它未经独立司法裁定就假定被告拥有或控制反共表演者所运营的实体。若缺乏该所有权，则表演者针对投资者的独立犯罪就不是代表被告实施的RICO谓词行为，而是独立行为人实施的独立罪行。政府选择将其视为前者而非后者，并据此给予不起诉协议或事实上的豁免，这是一项检察裁量，其前提——被告的控制权——从未经过司法裁决。对证据记录的后果是严重的。支持RICO指控及最终金钱判决的损失金额、受害者身份和资金流动叙事，实质上来源于那些个人的行为，而这些人对同一行为的独立刑事责任已通过政府未充分披露的不起诉安排得到解决。判定被告RICO共谋罪的陪审团并未被告知：支持该定罪的谓词行为，原本也可以被定性为反共表演者针对投资者的独立犯罪——这种定性将产生不同的被告、不同的受害者和不同的责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