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原文
这次我挖到一个非常值得26-1853直接研究的二巡新先例连接：2025年的 United States v. Elias。 它的重要性在于：**Elias是二巡自己在2025年、Honeycutt之后，重新梳理“obtained / acquired / proceeds”到底怎么理解的precedential意见。**而Torres在Dkt. 858里处理郭的$889M forfeiture时，核心争议恰好就是这个。 Torres在858里明确写，郭主张自己只能被要求没收“他本人取得过”的tainted proceeds；Torres拒绝这个主张，理由是财产不需要直接在郭手里，只要曾经处于郭的control之下即可，并据此认定郭作为“Boss”控制G Enterprise实体及其资产。 但是二巡在 Elias 里强调得更细： criminal forfeiture的典型衡量是defendant’s actual gain； Honeycutt的核心不是形式上的joint-and-several标签，而是：不能让一个被告没收他本人从未actually acquired的犯罪收益。 Elias甚至明确说，对§981(a)(1)(C)这种在刑事程序中使用的forfeiture，只有“tainted property acquired or used by the defendant”才能作为该被告的没收基础；而且“personal acquisition”是proceeds概念的核心。 这就让858里的“control”分析变得非常值得细查。 注意，我不是说Elias自动推翻858。因为二巡旧案 Contorinis / Tanner / Rajaratnam 的确允许在某些情况下把“实际控制”视为“acquisition”，尤其被告真的掌握了资金调度权时。Contorinis本身说过，如果钱曾经在被告或其共同参与者控制之下，可能算acquired；反过来，如果只是做投资决策却不能控制利润分配，就不够。 所以现在真正的26-1853问题不是一句： “郭没把889M装自己口袋，所以forfeiture错了。” 那太简单。 真正应该问的是： 政府有没有逐项证明郭本人对Farm、G|CLUBS、HEX那889M gross inflows具有足够实际、可支配的control，从而在Elias/Honeycutt意义上构成“obtained/acquired”？ 这和“郭是Boss”并不完全是同一句话。 因为858的关键文字是： 郭控制G Enterprise所有实体及其资产； 所以这些钱曾在郭control之下。 但Elias提醒二巡，criminal forfeiture必须保持defendant-specific，不能仅仅因为共谋体系里别人拿到了钱，就把整个收益归给一个被告。 所以你们现在最值得查的是：858引用的每一条trial evidence，到底证明的是哪一种“control”： 郭可以建议钱怎么花； 郭偶尔批准某笔支出； 郭能命令实体转钱； 郭具有网银/签字权； 郭能随时把整个账户资金调走； 还是只是周围人称他“Boss”。 这几个证据等级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