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算过一笔账：让车主活活烧死，比召回修车更划算。 修好所有容易爆炸的缺陷油箱，要花1.37亿美元。 直接赔偿那些被烧死…

福特算过一笔账：让车主活活烧死，比召回修车更划算。

修好所有容易爆炸的缺陷油箱，要花1.37亿美元。 直接赔偿那些被烧死、烧伤的受害者呢？只要4900万美元。 于是，他们决定不修了。

这是美国法学院必学的经典案例，福特Pinto案。 最近在乔·罗根的播客里，律师Aaron Siri再次提到了这件旧事。 因为这种事，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历史。 他还指出了另一个案子，止痛药Vioxx。 药厂明知这药会导致心脏病和中风，但为了保住利润，依然选择隐瞒和淡化风险。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大公司获准对人命进行冷血的“成本收益分析”时，死人就只是一项商业成本。 只要赚钱的数字大于赔钱的数字，为了让股东赚得更多，一切代价都可以接受。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法律里必须要有“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 总有人抱怨现在的天价索赔太夸张。 但这恰恰是惩罚性赔偿的真正用途：彻底打破那道冷血的数学题。 当市场约束不了恶，当经济自利让资本选择作恶，就必须用远超止损线的巨额罚单逼他们就范。

这绝不是什么远古历史。 只要利润被置于安全之上，这种算计今天依然在每一张报表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