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原文
继续挖以后，这次真的出来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身份演变问题，而且我尽量都用中文说。 2023年4月21日，法院在处理王雁平保释担保人的Dkt.56时，明确记录：政府当时把 张永兵、Yue Zhou等人归类为“被控诈骗计划的受害者”；而另外两名担保人Han、Cao则被政府归类为“参与诈骗计划的人”。也就是说，政府当时不是笼统地把所有联盟人员都叫受害者，而是有意识地区分“受害者”和“参与者”，张永兵被放在前者。 但到了2024年6月28日的Dkt.382，政府对张永兵的定位已经完全变了。政府说他原来是MOS Farm法务组负责人，后来进入Himalaya Alliance，再进入Iron Blood Group；政府拿来证明他是郭的代理人/共谋者的具体行为，主要是：让Ya Li起诉破产受托人Luc、要求她签一份虚假宣誓书、她拒绝以后代表郭威胁她；另外还提到张永兵获得过G Club赠送的兰博基尼。 Dkt.388随后接受了政府这一定位，认定张永兵属于“与Farms有关的共谋”。Torres列出的核心事实仍然是：他是MOS Farm法务组负责人、Iron Blood成员；郭选择Farm负责人；张后来要求Ya Li签虚假宣誓书、起诉受托人并威胁她。 这里出现一个很重要的时间问题： 2023年4月：政府说张永兵是诈骗受害者。 2024年6–7月：政府和法院说张永兵是Farm共谋者。 这两个身份理论上可以后来发生变化，所以不能直接说政府自相矛盾。但真正值得二巡问的是： 政府后来依据什么“新的、犯罪发生期间的证据”，证明张永兵在2018–2023年3月的诈骗共谋期间就已经明知并加入犯罪计划？ 因为我现在核到的Dkt.382/388里，针对张永兵最具体、最重的犯罪性行为，主要集中在郭2023年被捕以后： 要Ya Li起诉Luc； 要她签虚假宣誓书； 她拒绝后威胁她。 这些行为如果属实，当然可能证明张永兵后来帮助郭、甚至具有妨碍司法性质。 但法律上还有一步： 2023年被捕后的行为，能不能反向证明他在更早的Farm Loan募集、诈骗和洗钱期间就已经与郭形成了犯罪协议？ 这一步在388里没有展开得很细。 Torres只是说，有足够证据认定张永兵属于“与Farms有关的共谋”，然后把后期的宣誓书/起诉/威胁作为支撑。 这就让张永兵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后期行为反推早期共谋成员身份”测试案例**。 而且还有第二个问题： 388说的是： 张永兵属于与Farms有关的共谋。 它并没有说： 张永兵属于所有Count、所有G Enterprise犯罪。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后政府或者Luc如果把： “张永兵被388认定是共谋者” 扩大成： “张永兵是整个G Enterprise的全面共谋者/代理人，所以他在Alliance、破产案、G Club、HEX等所有场合说的话都能归郭”， 那就可能超过388真正finding的范围。 现在这条线可以压成三个问题： 身份为什么从“受害者”变成“共谋者”？ 政府必须解释2023年4月以后出现了什么新证据。 后期行为能否证明早期加入诈骗共谋？ 这是时间上的归因问题。 388只认定“Farms相关共谋”，后续有没有被扩大成整个G Enterprise代理人？ 这是范围问题。 政府最强的反驳会是： 2023年4月只是保释阶段的初步信息，调查还没完成；后来经过一年调查和trial，发现了张永兵更多行为，所以身份更新完全合理。 这个反驳很强，所以单纯“以前叫受害者、后来叫共谋者”不能单独翻案。 但真正有价值的是： 后来新增证据究竟证明的是“早期犯罪协议”，还是主要证明“郭被捕后的忠诚/妨碍行为”？ 如果主要是后者，那么388把它用于建立2018–2023年Farm诈骗共谋成员身份，就值得进一步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