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原文
继续往前追以后，我发现一个更重要的点：郭方不是到了2024年才突然想到CIPA。最迟在2023年7月，郭的律师就已经主动要求过CIPA下的ex parte conference。 公开案卷索引显示，ECF 111 的标题就是 Request for Ex Parte Conference Under CIPA by Ho Wan Kwok’s Counsel。这说明从案件非常早期开始，辩方就已经判断：本案中存在涉及classified information、而且对辩护策略重要到需要单独向法官说明的问题。 而且政府这边也不是被动应付。更早的 ECF 52 就是在讨论CIPA程序框架；后来 ECF 252 又明确是政府提交的 Filing of Classified Mo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4 of CIPA。也就是说，这不是辩方单方面“幻想有秘密材料”，而是政府确实正式使用了CIPA §4机制要求法院允许其删减、替代或不披露某些classified discovery。 这让我现在比较确定地说：CIPA在23-cr-118不是边角料，而是案件结构的一部分。 更值得注意的是时间顺序。案子2023年3月才起诉，到了7月郭方已经主动要求CIPA ex parte conference；随后政府持续走§4；2024年又围绕Witness-2、CCP targeting、专家证言继续发生classified-information争议；到2026年量刑阶段，新律师还在要求重新审查。这个跨度太长，说明辩方一直认为sealed/classified record里有东西没有真正被公开法庭消化掉。 我还发现一个对“郭一直想撬开CIPA”特别有利的旁证：Torres在trial阶段并没有把“中共针对郭”全部当成政治宣传排除掉。 2024年6月24日，她允许辩方专家Paul Doran至少就两类事情作证：中共反对郭公开支持的特定政治事业，以及纽约存在的秘密、法外中国警察站。也就是说，法院自己承认这类foreign-influence / transnational-repression背景至少有一部分与案件有关。 所以现在可以把CIPA线分成三层：